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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7章 天兵十万下洛阳(十)
 望着城楼上忙忙碌碌的士兵,云铮有些感叹。别看这些士兵在城楼上看似忙碌,其实杂乱无章,做事没有一点规律可言,怎么看都达不到井然有序这句话所说的程度。

 最近出兵南下,云铮经常觉得,天下幸而有四大边镇,幸而有云家。否则当初北宋的下场必然便是大魏的下场。

 大魏如果不谈边镇,其实与北宋太像了。

 当后人谈论中国历史时,提到战国时代的秦,通常都喜欢加上一个形容词说它是“强秦”而谈到宋代时,则往往会形容它是“弱宋”这个说话,从军事上来说的确如此,在我国历史中的各个朝代似乎很少有像宋朝这样如此积弱不振者。宋虽然勉强完成了统一,但始终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,甚至也摆不了贫弱的命运。严格说来,宋从建国之起就只能算是偏安之局,而且也一直与外患相终始。‮么什为‬北宋一代会如此衰弱?这不仅是史学家,而‮是其尤‬战略家所应该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,因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给予人们很多的启示和教训。

 云铮自从开始学会站在全局看问题,就一直思索这些问题。宋代并无内,甚至少许的匪祸也不严重(《水浒传》是小说不足为证)。以政治而言可以算是相当的清明,一向困扰着中国政治的权臣、外戚、女主、宦官等问题几乎完全不存在,这在中国政治史中可说是少见的现象。用现代的说法来形容,宋朝的政治可以说是相当自由开放,至少士大夫阶级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。就一般社会阶层而言,所过的也可以算是一种精致生活,据外国人的考据,开封城内到处都有水声花香,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。民风文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后果,官吏坐轿、妇女足的习俗都是起自这个时代。

 从内政的观点来看,宋朝的成就绝对不比其他任何朝代差,但可惜的是安内并不足以攘外,宋朝之亡是亡于外患,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实。近代西方学者论国家利益时,认为生存为首要,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其国家的生存,则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显著,结果也还是等于零。宋朝的往事在这方面足以发人深省。

 大魏之所以比宋朝要好一点,云铮觉得,其实主要是四大边镇的功劳,特别是云家和周家。宋朝政府对于文人采取尊重和优待的态度,对于武人则采取轻视和抑制的态度。所谓“文人管兵”的原则在宋代的确已做彻底的实施。宋朝以科举取士,有“一考定终身”的趋势。甚至有人说“状元及第,虽将兵数十万,恢复幽蓟…献捷太庙,其荣无以加”(引尹洙语)。在这样的风气之下,职业军人感到自惭形秽,完全丧失自尊心,而且人微言轻,对于国事根本没有发言权。另一方面,文人都向‮试考‬的窄门里钻,读书就是为了应考,于是一切经世之学也就无人讲求。所以南宋刘克庄有诗云:“先皇立国用文儒,奇士多为笔墨拘。”

 而大魏则不然,太祖皇帝麾下的几员大将各有其兵,以至于太祖自己也没法削掉他们的兵权,于是干脆做出相信他们忠心的模样,赐封出八大世袭罔替的名门世家,并且将它其中外四家分镇边疆。如此一来武人的地位得到了保障,武人在朝中也还有说话的全力。而云周等家在朝中也有势力,所以文人并不能完全压制武人,于是大魏倒是扛住了辽国和西夏的侵扰,直到现在发生内

 然后,便是变法。无论宋朝的变法,还是大魏的变法,都变出了大麻烦。宋朝的变法,后来不少人说宋朝亡与执拗君子王安石;而现在大魏之所以焦头烂额,也未尝不是万昌大用秋临江的缘故。

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变法,实际上,宋代共有两次变法:一是仁宗庆历三年的范仲淹变法;二是神宗熙宁二年的王安石变法。前者可以算是后者的先声。

 仁宗深感辽夏侵,而财政又已达崩溃边缘,遂决定重用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范仲淹,要他负改革之责。范氏遂提出十项政见以为变法张本(即著名的“十事疏”)。其项目为:(1)明黜陟;(2)抑侥幸;(3)贡举;(4)择官长;(5)均公田;(6)厚农桑;(7)修戎备;(8)减徭役;(9)覃恩信;(10)重命令。概括地说,前五项是属于人事改革的范围,最后两项则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,只有第六和第八两项与经济有关,而与国防有关者则仅为第七项。

 由此可知范氏的看法是必须从根本着手,首先改进公务员的素质,并提高行政效率,否则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无法推动。这种观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,但必须假以时,始有成功的希望。

 仁宗几乎全部接受他的建议(仅第七项恢复府兵的观念因朝臣反对而被否决),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计划却与士大夫(官僚集团)的既得利益冲突,于是引来极大的反对。仅仅一年的时间已经使他感到难以招架而只好自动求去。仁宗也不敢与举国汹涌的公众意见相抗,遂干脆打消变法的念头。

 但变法的要求事实上依然存在,范仲淹的尝试虽然失败,不到30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。王安石的变法不仅规模较大,而且时间也较长,所以其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远超过范仲淹。王安石受到神宗特达之知,于熙宁二年为相,到熙宁六年,先后共5年,新法次第成立。到熙宁七年四月,暂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随之罢相。八年二月复相,九年十月又去,从此不再起。但神宗仍继续推行新法(元丰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时大部废止),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废止,所以新法之实施,先后共计17年之久;

 所谓新法的内容相当复杂,而且项目繁多,不易列举。概括言之,可分三大类:(1)经济政策,如“均输”、“免行”、“方田”、“水利”等;(2)社会政策,如“青苗”、“免役”、“和买”、“市易”等;(3)国防政策,如“保甲”、“保马”、“置将”、“军器监”等。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又有下述几点特别值得注意。(1)他与范仲淹有极大差异,即范氏重视人事和行政改革,而他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,只重视新制度的建立。有人认为这是儒家与法家,也就是人治与法治两种思想的差异,实际上并不尽然。王安石从未以法家自居,而且常以孟子自命。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败而有所警惕,并且知道人事是一个非常感的问题,不因此而树敌过多。(2)王氏的新政几乎都是长远计划,对于当前的难题并不能提供立即有效的解决方案。宋朝的大病为贫与弱,而问题的关键即为如何消除冗兵与冗官,他的新政对此可谓文不对题。反而言之,为了推行新政,他更增加机构和人员,而为了立边功,自然也不能裁兵。(3)王氏的作风非常特别,大致说来,他对于旧的东西几乎完全不动(这可能是害怕反对),但同时又增设许多新东西。此种叠架屋的办法完全不合乎行政管理的原则,所以他的改革效率极差。

 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勉强推行了17年,但其最后的失败则为注定的命运,绝非任何人力可以挽回。因此,后人对其失败的原因其实不必花费太多笔墨去加以检讨。在另一方面,值得指出的是,新法即令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,对于宋朝的弱势也仍然不会有太多的补救。宋朝的病到神宗时已经很严重,要想治疗必须动手术或注特效药,而王安石所开的药方只是一些温补剂,好像维生素等,这种药固然有益于健康,但不能治重病。所以就事论事,宋朝的两次变法都是徒劳无益的。

 已故当代战略大师,法国博弗尔将军曾经指出:人类的命运受到两个因素决定,一个是哲学思想,另一个是战略。战略固应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,但适当的战略选择又是保证哲学思想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。范仲淹和王安石都不缺乏哲学思想,但却未能选择适当的战略,此实为变法不成的主因。

 云铮此刻的心思是,大魏已经无可救药了。虽然如果现在没有了巴匪、浙匪,大魏朝廷看上去仍然能算一个富足的朝廷,但实际上云铮觉得,其子已经烂了,他现在已经少了很多顾虑,这个大魏,不能再由林家的人折腾下去了。

 宁鹏轩忽然出现在帅帐内,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来的,出了云铮自己。

 “风哥,林坚约你今夜虎牢关上一叙。”宁鹏轩平静的道。

 云铮瞥了他一眼,问道:“他想做什么?”

 “他说,他有先帝留给他的亲笔诏书,证明他是被迫潜伏于贼林旭麾下的。”

 云铮笑了笑:“答应他,就说本帅今夜必到,让他决定地点吧。”

 宁鹏轩没有多劝什么三思而行,‮道知他‬云铮必然是有必胜的把握,知道林坚不能将他如何才这么说的。

 “是,风哥,那我去了。”

 “去吧。”云铮回头坐下,淡淡地道。  m.iSJx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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