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。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。到了那边，他就和我说：“叶圣陶也在这儿。”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，所以他这样告我。我好奇地问道：“怎样人个一？”出乎我的意外，他回答我：“一位老先生哩。”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候时的，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，只那朴实的服
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
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。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。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；圣陶似乎也如此。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，便告辞了。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甪直去；他很爱他的家。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；我因与他不
，只独自坐在屋里。不久，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
。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；--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！--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。但是出乎我的意外，他居然赞成了！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；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。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，风延宕下去；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。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；同时又认识了西谛，予同诸兄。这样经过了一个月；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。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。大家聚谈候时的，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。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，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。至于与人独对候时的，自然多少要说些话；但辩论是不来的。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，往往微笑着说：“这个弄不大清楚了。”这样就过去了。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，轻易看不见他的怒。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《晨报》副张，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，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；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，给散失了。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，他只略
惋惜的颜色，随即说：“由他去末哉，由他去末哉！”我是至今惭愧着，因为道知我他作文是不留稿的。他的和易出于天
，并非阅历世故，矫
造作而成。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。在这一月中，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；--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--那便是对于风的妥协论者的蔑视。 风结束了，我到杭州教书。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。圣陶来信说：“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，不管这是冬天。”他来了，教我上车站去接。道知我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，是会觉得寂寞的。他的家实在太好了，他的衣着，一向都是家里管。我常想，他好像一个小孩子；像小孩子的天真，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。必须离开家里人时，他也得找些朋友伴着；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。所以他到校时，本来是独住一屋的，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，而将我那间做书室。这样可以常常相伴；我自然也乐意，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；有时下湖，有时只喝喝酒。在校时各据一桌，我只预备功课，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。初到时，学校当局来看过他。第二天，我问他“要不要去看看他们？”他皱眉道：“一定要去么？等一天吧。”后来始终没有去。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。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，是旧的储积；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。如《稻草人》中《大喉咙》一篇便是。那天早上，我们都醒在
上，听见工厂的汽笛；他便说：“今天又有一篇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来的真快呵。”那篇的艺术很巧，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！他写文字时，往往拈笔伸纸，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，开始及中间，停笔踌躇时绝少。他的稿子极清楚，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。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。每篇写毕，我自然先睹为快；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，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。看完，他立即封寄《小说月报》；照例用平信寄。我总劝他挂号；但他说：“我老是这样的。”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，写的真不少，教人羡慕不已。《火灾》里从《饭》起到《风》这七篇，还有《稻草人》中一部分，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。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，放寒假前，他便匆匆地回去了；他实在离不开家，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，无论如何不回来了。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，也是朋友拉去的。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《晨报副刊》，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，重念了两遍，觉得怪有意思。北平回去不久，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，家也搬到上海。从此在上海待下去，直到现在--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，有一篇《将离》抒写那回的别恨，是
绵悱恻的文字。这些日子，我在浙江
跑，有时到上海小住，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。有一回，我便住在他家，但我到上海，总爱出门，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； 他写信给我，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。 十六年一月，我接眷北来，路过上海，许多朋友和我饯行，圣陶也在。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，发议论；他是照例地默着。酒喝完了，又去走，他也跟着。到了一处，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；他脸上略窘意，但仍微笑地默着。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；在一种意义上，他正是延陵所说的“老先生”但他能了解别人，能谅解别人，他自己也能“作达”所以仍然--也许格外--是可亲的。那晚快夜半了，走过爱多亚路，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“酒已都醒，如何消夜永！”我没有么什说；那时的心情，大约也不能么什说的。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。这一回特别起不对圣陶；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。他家虽住在上海，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；早七点起，晚九点睡。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，他家已熄了灯，关好门了。这种自然的，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。那晚上伯祥说：“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。”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。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，一眨眼三年半，没有上南方去。信也很少，却全是我的懒。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；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。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，但现在样么怎呢？我却不甚了然。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“以半醺为度”；近来不大能喝酒了，却学了吹笛--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《八
》，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。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，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。但这些都不是“厌世”如或人所说的；圣陶是不会厌世的，道知我。又，他虽会喝酒，加上吹笛，却不曾
什么“上等的纸烟”也不曾住过什么“小小别墅”如或人所想的，这个我也知道。 １９３０年７月，北平清华园。
M.ｉｓJｘｓ.Co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