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小高子，酒！”
赵高快步过来：“君上自律，夜来不饮酒的。”
“如此奇文，焉得无酒！”嬴政重重拍案。
旬
以来，书案旁堆起了五七只空
的酒坛，大书房则始终弥漫着一片浓烈的酒香。嬴政就是这样时而拍案痛饮时而连连惊叹，昼夜不停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厚厚三大本羊皮书。饶是如此，犹不尽兴。在读完羊皮书的当暮色时分，嬴政漫步走进了那片胡杨林，在金红的落叶中徜徉一夜，时而高声
诵时而冥思苦想，及至潇潇霜雾笼罩天地，嬴政才回到寝室扑上卧榻鼾声大起，直睡了三三夜。深深震撼嬴政者，是李斯带回来的《韩非子》。
嬴政博览群书，可没有一部书能给他如此说不清道不明的奇特感受。
读《商君书》，如同登上雄峻高峰一览群山之小，奔腾在
中的是劈山开路奔向大道的决战决胜之心。读《吕氏
秋》，从遥远的洪荒之地一路走来，历代兴亡历历如在目前，兴衰典故宗宗如数家珍，不管你赞同也好不赞同也好，都会油然生出声声感喟。读《老子》，是对一种茫无边际的深邃智慧的摸索，可能
见一片奇异的珍宝，也可能捞起一
无用的稻草；仿佛一尊汪洋中的奇石，有人将它看做万仞高峰，也有人将它看做舒心的靠枕，有人将它看做神兵利器，也有人将它看做清心药石；然则无论你如何揣摩，它的灵魂都笼罩在无边无际的神秘之中，使你生出一种面对智者的庸常与渺小。读《庄子》，一种玄妙一种洒
一种旷远一种出神入化一种海市蜃楼一种生死浑然，随着心境变幻莫测地萦绕着你，你可以啧啧感叹万里高飞却不知去向的鲲鹏，也可以愤然鄙夷吱吱喳喳而实实在在的蓬间雀，然终归惶惶不知自己究竟为何物？读《墨子》，如同暗夜走近熊熊篝火，使人通身发热，恨不能立即融化为一团烈焰一口利剑，焚烧自己而廓清浊世。《孟子》是一种滔滔雄辩，其衰朽的政见使人窝心，其辞章之讲究却使人快意。《论语》是支离破碎而又诚实坦率的一则则告诫，一则则评点，若是你不
复古，纵然全部
读完毕，你也道知不自己该当如何在这个大争之世立身。《荀子》是公允的法官，疑难者或可在其中找到判词，无事读之则很难领悟其真髓。《公孙龙子》是巧思奇辩，其说谐趣，其智过人，纵然不服亦可大笑清心不亦乐乎…只有《韩非子》，使人无法确切地诉说自己、反观自己。
嬴政已经大体廓清了《韩非子》概貌，唯其如此，万般感慨。
年青的秦王认定，《韩非子》无疑将成为传之千古的法家巨作。这部新派法家大书前所未有地博大渊深，初读之下难以揣摩其
华所在，读之后方能领略其坚不可摧。从根本处着眼，《韩非子》最大的不同，是将法家三治（法治、术治、势治）熔于一炉而重新构筑出一个宏大的法家学阵。对于以商鞅为轴心的法治派，《韩非子》一如《商君书》明晰坚定，除了更为具体，倒看不出有何新创。这一点，很令景仰商鞅的年青秦王欣慰，认定韩非是继商鞅之后最大的法家正宗。若非如此，很可能这个年青的秦王是不会读完《韩非子》的。韩非之出新，在于将术治、势治纳入了法家治道而重新锻铸，使法治之学扩大为前所未有的“三治法家”事实上成为战国新法家大师。法、术、势三说，此前皆有渊源：法治说以李悝商鞅为最显，术治说以申不害为最显，势治说以慎到为最显。在战国诸子百家的眼中，法、术、势三治说虽有不同，但其根本点是相同的，这便是以承认法治为根基。唯其如此，战国之世将法术势三说视为互联互生的一体，统呼之为法家。然则，这种笼统定名，却不能使法家群体认同。在法家之中，三说之区隔是很清楚的，谁也不会将法、术、势混为一谈。可以说，法家事实上有三个派别，而且是很难相互融合的三个派别。
唯其如此，韩非融三派为一家，使通晓法家的年青秦王惊叹不已！
《韩非子》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：势治为
，法治为轴，术治为察。先说势治。势者，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。位高则重，位卑则轻，是谓势也。自古治道经典，无不将“势”明确看作权位。《尚书·君陈》云：“无依势作威。”这个势，便是权位。法家言势，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，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。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
要，其基本理念推演是：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，没有权力运行，则不能治理国家；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头，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；没有最高权力，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，是谓无势不成治。所以，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，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。《慎子》云：“尧为匹夫，不能治三人。桀为天子，能
天下。以此知势位之足恃，而贤者不足慕也…尧为隶属（治陶工匠）而施教，民不听，至于南面而王天下，令则行，
则止。由是观之，贤智未足以服众，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。”慎到之势说不可谓不透彻，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。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，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，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。正是为此，李悝、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，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，认为法律一旦确立，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，所谓举国一法、唯法是从，皆此意也。韩非之新，在于承认“势”是法治之源头条件，却又清醒地认为，仅仅依靠“势位”不足以明法治国，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，才能使国家大治。《韩非子·难势》云：“夫势者，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。贤者拥势，则天下治。不肖者拥势，则天下
…以势天下者多矣，以势治天下者寡矣！势之于治，本末有位也，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，其智浅矣！”嬴政很为韩非的评判所折服。
但是，嬴政最为
赏的，还是《韩非子》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。韩非说，专言势治者云：尧舜得势而治，桀纣得势而
，故势治为本也。果然如此，其论则必成两端：尧舜拥势，虽十桀十纣不能；桀纣拥势，虽十尧十舜不能治。如此，究竟是凭人得治，还是凭势得治？凭势得治么，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。凭人而治么，圣贤无势而天下照。诘难之后，《韩非子》说了一个故事：人有卖矛卖盾者，鼓吹其盾之坚“物莫能陷也”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“物无不陷也”；有市人过来说：“以子之矛，陷子之盾，何如？”卖者遂尴尬不能应也。《韩非子》结论云：“贤、势之不相容明矣，此矛盾之说也！”“睿智犀利而谐趣横生，其才罕见矣！”嬴政拍案大笑。
“所言至当！势治过甚，与人治无异也！”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评判。
再说术治。术者，寻常泛说之为技巧也方法也。然则，法家所言之术，却是治吏之道，是谓术治。战国之世，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，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。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：无论是势还是法，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；人个这群，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；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，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，否则天下无治；所以，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之术治。显然，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，漏
也很明显。一个最大的尴尬是：国家若不变更旧法（根基是不废除实封制），而唯重吏治整肃，便不能除
宄丛生腐败迭起的痼疾，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。齐国如此，韩国更如此。《韩非子》严词诘难申不害的术治说及其在韩国的实践。
“韩国法令庞杂，故晋国之旧法与新法并行。申不害不擅其法，不一其宪令，故
必多。贵胄之利在旧法，则以旧法行事；官吏之利在新法，则以新法行事；其利若在旧法新法之相悖（冲突），则巧言诡辩以钻法令之空隙。如此，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，而佞丛生也！故托万乘之劲韩，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，用术于上、法不勤修之患也！”基于申不害给韩国留下的术治传统危害极大，也基于韩非自己对术治的冷静评判，韩非对“术”作了严格定义：“术者，因权而授官、循名而责实、
生杀之柄、课群臣之能者也。”用今人话语说，术治便是用人制度与问责制度的运用法则。所以，韩非倡导的术治绝不是简单的权谋之术，尽管它也包括了权谋之术。嬴政最为赞叹的是，韩非没有因纳术入法而轻法，而是将术与法看作缺一不可的治国大道。有人问，法治术治何者更重？韩非答曰：“此犹衣食之孰重孰轻，不可无一也，皆养生之具也。人不食，十
则死。大寒之隆，不衣亦死…君无术则弊于上，臣无法则于下。此不可一无，皆帝王之具也！”从九岁起，嬴政便是秦国太子。从十三岁起，嬴政便是秦国之王。从二十二岁起，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亲政君王。期间风雨险恶不可胜数，对君王不可或缺的正当权谋体味尤深，可谓烙印在心刻刻不忘。为此，嬴政对《韩非子》所阐释的术治新说深有同感。读《定法》之时，嬴政连饮三大爵凛冽老酒，慨然拍案道：“如此术治，宁非与法治共生也！韩子大哉！”
最令嬴政感奋不能自已者，还是韩非的《孤愤》篇。
韩非之《孤愤》，不是诉说自己的孤独，不是宣
一己的愤懑，而是为天下变法之士的命运愤然呼号。嬴政记得，初读《孤愤》时一身冷汗，眼前梦魇般浮现出翻翻滚滚的惨烈场景，车裂商君的刑场尸骨横飞鲜血遍地，浑身
满暗箭的吴起倒在血泊灵堂，浴血城头将长剑进自己腹中的申不害，刺客刀尖闪亮苏秦颓然倒地，形容枯槁的赵武灵王正疯子一般地撕裂
咽着掏来的幼鸟，嘴角还淌着一缕鲜红的血…“昭昭《孤愤》，志士请命书也！”更深人静，嬴政慨然拍案。
《孤愤》没有罗列一个血案，但却令人惊悚，令人惕然。根本处，在于《孤愤》以无与伦比的
察力烛照了变法志士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，将血腥的未来赤
铺陈开来给芸芸众生浏览，冷森森地宣示了变法家的血泊之路。行法牺牲者的命运，韩非是一层层揭开的：首先，变法之士的秉
与使命，决定了必然与当道贵胄势成不共戴天。“智术之士，必远见而明察，不明察，不能烛私。能法之士，必强毅而劲直，不劲直，不能矫。智术之士明察，听用（一旦任职），则烛重人（当道权臣）之
情。能法之士劲直，听用，则矫重人之行。故智术能法之士用，则贵重之臣必在绳（朝纲）之外矣！如是，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，不可两存之仇也！”其次，当道旧势力拥有既成的种种优势，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。《孤愤》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，谓之四助五胜。四助是：诸侯之助，群臣之助，君王近臣之助，门客学士之助。之所以有此四助，
由是：“当道者擅枢要，则内外为之用。”有权力结
诸侯，有权力决定群臣利益分配，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，有权力财力给士人门客以养禄，故有这四种助力。五胜是：一为官爵贵重，二为朋
众多，三为得朝臣多数，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讼（辩护）；五为得君王爱信。与当道者相比，变法之士却是五不胜：一官爵低（处势卑
），二无附（无孤特），三朝野居少数（反主意与同好争，一口与一国争），四缺乏故根基（新旅与习故争），五与君王及其亲信疏远（疏远与近爱信争）。其三，如此态势之下，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。“资（根基）必不胜，而势不两存，法术之士焉得不危？其可以罪过诬陷者，以公法诛之！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，以私剑（刺客）穷之！是故，明法而逆主上者，不戮于吏诛，必死于私剑矣！”这是韩非最为冷酷的预言。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（逆主上），只有两种结局——不死于公法（世族贵胄以祖制问罪），必死于私剑（刺客）。
其四，变法之士必为牺牲，然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。韩非清醒地看到了变法之壮烈，揭示了这种壮烈的根本缘由。变法之士者，生命之大勇大智者也，宁变法而死，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。“与死人同病者，不可生也！与亡国同事者，不可存也！沿袭旧途而存国，不可得也！”
最后，《孤愤》对君王提出了冷峻的警告。变法之难，要在君主，君主不明，国之不亡者鲜矣！变法之士，孤存孤战。基于此，韩非告诫
图变法之君王，该当如何认识并保护变法之士。其最要紧的有两条：一则，不与左右亲信议论变法之士，更不能凭亲信议论评判变法之士。“修士（人品高尚之士）不以货赂事人，恃其洁，更不以枉法为治…人主左右求索不得，货赂不至，则毁诬之言起矣！治之功制于近习，洁之行决于毁誉，则修士之吏废。听左右近习之言，则无能之士在廷，而愚污之吏处官矣！”二则，君主与权臣的利害不同，君主一定要明察权臣朋用私、杜绝贤路、惑主败法之罪行，否则无以变法。“主有大失于上，臣有大罪于下，索国之不亡者，不可得也！”昭昭《孤愤》，变法家牺牲之祭文也！
烈烈《孤愤》，变法家命运预言书也！
这便是韩非，在那剧烈动
的大争时世，自囚深居而思通万里烛照天下，将鲜为世人所知的种种权力奥秘与政治黑幕化为煌煌
谋，陈列于光天化之下，成为权力场运行的永恒铁则。一部《韩非子》，使古往今来之一切权力学说与政治学说相形见绌，直是人类文明之绝无仅有也！即或后世西方极为推崇的马基雅弗利之《君王论》，也远远不可与其比肩而立。其深刻明彻，其冷峻峭拔，其雄奇森严，其越犀利，其狰狞诡谲，其神秘灵异，其华彩雄辩，其生动谐趣，无不成为那座文明高峰的天才丰碑，无不成为那个时代的学养旗帜。《韩非子》之命运，如同其《孤愤》所揭示的变法家的命运一样：在一个变法为主
的时代，他是焚毁黑暗的熊熊火把；在迂阔守成的时代，他却被传统学派一代又一代地诅咒着谩骂着，不能以公法灭其学，则必以口诛笔伐追诬其人，追诛其心。然则，不管如何咒骂，《韩非子》都始终是权力场中无以替代的法则，一切当道者都得悄悄地按照其法则运行。后世有学人冯振，曾云：“《韩非子》乃药石中烈者，沉疴痼疾，非此不救；用之不当，立可杀人！虽知医者，凛凛乎其慎之！”这是后话。那一夜，嬴政不能安眠，老酒一爵爵地饮，浑然不知其味。
五更
鸣，嬴政长吁一声：“嗟乎！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”次
清晨，嬴政立即召来李斯与姚贾，事由只一句话：“无论何法，务求韩非入秦。”两人一阵思忖，李斯提出自己出使韩国力邀韩非，姚贾却不以为然。姚贾说：“韩非能否入秦，既在韩非，更在韩王。姚贾知韩甚深，对韩非亦有种种查勘。姚贾以为，若以求贤之心邀韩非，韩非必然拒绝；只有以威势
韩王，以韩王韩非，韩非或可入秦。长史入韩，着力处只能是韩非，对韩王这般谋术成癖之小人国君，只怕力有不逮也！”李斯笑道：“韩王固小人也，足下何以克之？”姚贾答曰：“善术之小人，唯认威慑，岂有他哉！”李斯又笑道：“足下安知李斯无威慑韩王之才？”姚贾道：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我观长史，大才长策之士也，然对卑劣小人却不擅应对。如此而已。”李斯对秦王一拱手道：“姚贾此说，臣无异议，但凭君上决断。”嬴政当即拍案决断：姚贾使韩，务求韩非尽快入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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