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5年，我在《南方都市报》的专栏文章中提到“好
男人”有两种死法：一是死于女，一是死于国。前者指的自然是“牡丹花下死”的男人，后者则是指那些“为乌托邦献身者”他们在一个虚构的“美丽新世界”中
失方向。在一些思想封闭的人看来“好
”是个坏词。平素里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新闻，比如说某些
子把在大街上顾盼其他美丽女
的丈夫称为“狼”甚至要求离婚。由丈夫的爱美之心而走向婚姻诉讼，是悲剧，还是喜剧？然而，在我看来，好
并非是件肮脏的事。庄子有云“哀莫大于心死”心所为何物？我的回答就是“好”——因为“好关乎心灵”有人不能理解，误以为“好
关乎下体”这种观念只停留于
，而没有抵达美，否则你就不能理解在巴黎的大街上么什为到处是
着上体的美丽雕塑。为了进一步了解人类好
的本，我们不妨简单“
察”一下马斯洛，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。在《察未来》一书中，马斯洛讲了一段自己好的经历。“有一次，我参加一个大型的聚会。一位姑娘走了进来，她是如此地美丽，所以，我简直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突然，这位姑娘意识到我正盯着她看，于是走过来对我说：‘我认识您，而且知道您在想什么！’
“我吃了一惊，有点不自然地说，‘真的吗？’‘对，’她得意洋洋地说，‘道知我您是一位心理学家，您正试图对我的心理进行分析。’
“我哈哈大笑，回答：‘那并不是我正在想的！’”
在这里，马斯洛不是考究人的需求层次的理论家，而是不折不扣的“好
之徒”我之所以引述这个故事，是因为我们时常像这位漂亮姑娘一样，习惯从过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，否定人的油然而生的“好
本”事实上，好乃人之常情，不容忽视。回到马斯洛的回忆现场，他欣赏女（好）更是源于心灵，因为任何美都不是计算出来的。关于这一点，电影《死亡诗社》里的基丁老师有所批判——任何诗歌之美都不是用圆规与坐标计算出来的，因为写诗不是安装水管。其后诸事更关乎理性。无论马斯洛因此堕入爱河，还是不择手段骗得这位女
的
欣，我们都不能否认那些高尚或卑鄙的行为同样源自马斯洛经过深思
虑的理性——纳粹当年对德国疯狂一时的爱情何尝不是一种国家理性？在此意义上，或许可以说，关乎心灵的东西，往往是向善的；导致人走向罪恶的，往往是人的理性抉择，是计算。爱情是关乎心灵的，而获取爱情的手段却是关乎理性与头脑的。同样是为了爱情，有的人选择更自由的方式，而有的人则选择了侮辱与强xx；同样是爱国，有人选择了共生主义，有人选择了玉石俱焚的复仇主义与专制主义。
倘使理解“好
关乎心灵，而不关乎强xx”我们便会对历史上的那些乌托邦梦想（追求“国”）有了宽容之心——向往美好世界无罪，就像人们顾盼美女无罪，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实践自己的理性。二十世纪以来，人们对启蒙运动、乌托邦运动多持批判态度。当理性的梦想破灭，波普尔的“试错理论”与西蒙的“有限理性”开始受到
。许多有关启蒙的反思同样走向了另一种极端，即彻底否定人类的乌托邦理想。而欧盟在某些地方受到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的“乌托邦情调”然而，乌托邦并不害人，害人的只是以乌托邦的名义强xx民众，或怂恿互相强xx，同时强xx乌托邦理想。应该说，关于理性与情感、头脑与心灵的争论贯穿人类的始终。法国群体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曾经讲到一个国家被领袖催眠后，就会变得像女人一样丧失理智。林语堂则说“男人只懂人生哲学，女人却懂人生。”女人的直觉能抵达心灵，男人的理性有时却接近幻觉。当战争让女人走开时，男人却在战场上死个
光。一个好社会，必定要在心灵与头脑之间寻找平衡点。在巴黎候时的，我也注意到有些法国人倾向于将左右之争理解为心灵与头脑之争。讲效率的摊大饼关乎头脑，讲公正的分大饼则关乎心灵，因为头脑追求差异，有三六九等，心灵却各有灵气，没有优劣之分。
转型期的中国人，同样面临心灵与头脑的冲突。当“半盘西化”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时，人们渐渐意识到自己远离了心灵生活，压制了内心音声的。或许这才是我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充满怀旧之情，喊出“八十年代真好”的真实原因。在那个轰然远去的时代，万物曾经解冻复苏，理性与心灵的花朵，在朦胧的爱意里正绽放。
就在我整理这部书稿候时的，时常
空在微博上与网友即兴讨论一些问题。比如在谈到思想与爱时，有一位网友是这样回答的“独立思想是理性的最高境界，是非理性的最高境界。”这个论断非常有趣。人的幸福感无外乎两个：一是个体独立，二是与人同乐。如果说思想独立是独立之最，那么爱就算是合作之最，人个每都拿出自己生命中的华，孕育儿女。联想到以前的一点思考，我在想，所谓人生的最高境界，岂不就是在这两方面“不最不归”？我常说除了思想与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在世间，不也是为这两个“不最不归”的结果？
ｍ.ｉＳJｘＳ.ｃO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