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80年代末的某天清晨——阿布杜勒哈米德展开他为期三十年的“专制统治”后不久——一名二十五岁的记者坐在巴比阿里小报《幸福报》的报社桌前。忽然间门倏地打开，一个戴红毡帽的高个子男人，身穿红色厚呢料衣袖的“某种军装”大步跨入室内，他看了年轻记者一眼，喊道：“过来！”年轻记者诚惶诚恐地站起身来。“戴上你的毡帽！走吧！”记者跟着穿军装的男人坐上等在门口的马车，一同离去。他们默默地过加拉塔桥。才走一半，容貌俊美的年轻记者鼓起勇气问他们上哪儿去，然后静候答案。
“去见巴司玛贝因席（苏丹的首席秘书）！他们叫我立刻带你去！”年轻记者在宫廷接待室待了一段时间后，坐在大桌前胡子花白的男人愤怒地看了他一眼。“过来！”这男人叫道。他面前摊着一份《幸福报》。他怒冲冲地指着报纸问道: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年轻记者不懂问题何在，男人于是喊来起了：
“叛徒！忘恩负义！我们该把你的头扔进臼里，捣成
酱！”虽然怕得半死，记者还是注意到惹麻烦的是一位已故诗人的诗。诗中的叠句是“春天是否永远不来？春天是否永远不来？”他想解释，便说:“阁下…”
“他还不肯闭嘴…去站在门口！”苏丹的首席秘书说道。记者站在外面浑身颤抖了十五分钟，再次被领进里面。但人轻年每回尝试开口说明他不是诗的作者，便再一次遭受愤怒的抨击。
“自大狂！畜生！混账！无
之徒！妈的！都去死吧！”当年轻记者领会到他不能发言，便鼓足勇气，拿出口袋里的印章，放在桌上。苏丹的首席秘书读了印章上的名字，立即明白这是一场误会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拉西姆。”
四十年后拉西姆在回忆录《作家与诗人》中讲述这件事，他说当首席秘书意识到属下带错了人，态度随即改变。“请坐吧，小兄弟，”他说“你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？”他拉开抽屉，示意要拉西姆走近，递给他五里拉，说:“得了。这件事别说出去。”如此打发了他。拉西姆以他一贯的活力与幽默道出这一切：以日常小事增添故事的文采，成为他的特点。
他对生命的热爱、他的机智以及专业带给他的喜悦——这一切使拉西姆成为伊斯坦布尔的著名作家之一。他能使
没小说家坦皮纳、诗人雅哈亚和记事录作者希萨尔的后帝国忧伤，与他用之不竭的精力、乐观与兴致保持平衡。跟热爱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位作家一样，他对其历史很感兴趣，也写过相关著作，但由于他谨慎约束自己的忧伤，因此不曾怀念“失落的黄金时代”他不把伊斯坦布尔的过去看做神圣的宝库，也不去挖掘历史，寻找可能让他写出一部西式巨著的真实声音，他宁愿像城里大多数人一样，局限在当下：伊斯坦布尔是个有趣的居住地，不过如此而已。和他的大部分读者一样，他对东方西方的问题或是“推动我们的文明改造”不感兴趣。对他而言，西化产生了新一批装腔作势者，其矫
造作的新姿态是他乐于揶揄的对象。他本身在青年时代的文学活动——他写过小说和诗，但两项努力皆未成功——使他对任何暗示卖弄或狂妄的事物皆表怀疑，开尖刻的玩笑。他嘲弄自命不凡的伊斯坦布尔诗人念诗的种种方式，他们模仿高蹈派和颓废派诗人，甚至拦下路人作即兴演出，他的文人同胞们有办法把任何对话直接引到他们自己的生涯问题，于是你立即感觉到他在他自己与西化的精英之间划上某种距离，这些精英跟他一样，大半住在巴比阿里出版区。但拉西姆却是作为报社专栏作家——或以当时流行的法语词“feuilletoniste”称之——找到了自己音声的。除了心血来
的牢
，偶尔假装的兴致，他对政治不感兴趣。说到底，国家的
迫和审查制度使政治成为一种棘手、时而不可能成立的主题（他喜欢详述他的专栏有时遭受非常严厉的审查，仅留下空白处），他反而让城市成为他的主题。（“假使政治
令及其褊狭意味着找不到东西谈论，那就谈谈市议会和城市生活，因为大家向来喜欢读这些东西！”出自一位伊斯坦布尔专栏作家的此一忠告，已有上百年历史。）就这样，拉西姆花了五十年的时间书写伊斯坦布尔的种种现象，从各个种类的醉汉到贫民区的摊贩，从杂货商到杂耍艺人，从博斯普鲁斯沿岸的美丽城镇到喧闹的酒馆，从每
新闻到贸易展，从游乐园到草原和公园，市集和每个季节的独特魅力，包括冬季乐陶陶地打雪仗滑雪橇，还有出版情况、八卦消息和饭馆菜单。他爱搞列表及分类法，他善于观察人们的习惯和癖好。好比植物学家对森林里的各种草木感到振奋，拉西姆对推动西化的种种表现、移民问题和历史巧合亦有相同感受，这一切每天都为他提供新奇古怪的写作材料。他劝年轻作家在城里闲逛时“随时带着笔记本”
拉西姆在1895至1903年间所写的专栏佳作收录于《城市通讯》一书。他从不自称为“城市通讯员”除非以嘲弄的口吻道出。他借用1860年代法国的做法，抱怨市议会，观察日常生活，为城市把脉。1867年，纳默克？凯末尔——后来成为现代土耳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他不仅崇拜雨果的戏剧与诗，还赞赏其浪漫的好斗心——在《蓝图报》上发表一系列的信，述说伊斯坦布尔斋戒期间的日常生活。他的信，或称“城市专栏”定下了基调，后人跟他一样采用平常书信所用的信任、亲密、同谋的口吻。于是，他们将全体伊斯坦布尔人称呼为亲戚、朋友、爱人，从而成功地把城市从一串村子变成臆造的整体。
其中一名记者，号称“有见识的艾丰迪”因身为《见识报》的发行人而被如此称呼（他在宫廷赞助下发行报纸，因此当报社因随意刊载一篇事后被认为令人不快的文章而关闭后，他有一段时间被称做“没见识的艾丰迪”）。他毫不留情地直面日常生活，经常劝告读者，也常责备他们，虽然文章枯燥无味，他却当之无愧地作为他那时代最严谨的伊斯坦布尔“书信作家”而被人们怀念。
这些首先记述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专栏作家捕捉城市的色彩、气味、声音，并加进趣闻轶事和幽默见解，还帮着建立伊斯坦布尔街道、公园、花园、商店、船、桥、广场、电车的礼仪。由于批评苏丹、国家、警察、军队、宗教领袖或权力更大的议员皆属不智之举，文学精英们的嘲笑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身不由己的普通人，走在街上关心自己的事、为养家糊口而艰苦奋斗的市井小民。我们之所以
知这些教育程度不及专栏作家和报刊读者的伊斯坦布尔不幸之人——他们一百三十年来在街上做的事，他们吃的东西，说的话，他们发出音声的——都得归功于这些屡屡愤怒、时而慈悲、不断批评的专栏作家，他们以写下这些为己任。学会识字的四十五年后，我发现每当我的眼光落在报纸专栏上时，无论它是威胁我走回传统还是使我加倍西化，我都会马上想起母亲说的“不要指指点点” ｍ.ｉＳJｘＳ.ｃO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