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两截的话，我习惯的说法是，前一截是旧社会，共三十八年。后一截是新社会，年数现在还没法确定，我一时还不想上八宝山，我无法给我的一生画上句号。
么什为要分为两截呢？一定是认为两个社会差别极大，非在中间划上鸿沟不行。实际上，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，对共产
并不了解；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；但是对国民我们是了解的。因此，解放军进城我们是
的，我们内心是兴奋的，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。解放初期，政治清明，一团朝气，许多措施深得人心。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，
涤一清。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
，幸福来到了人间。但是，我们也有一个适应过程。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，我不了解。至于我自己，我当时才四十岁，算是刚刚进入中年，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。参加大会，喊“万岁”之类的口号，最初我张不开嘴。连
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，都觉得异常别扭，他可知矣。对我来说，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，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，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人个一。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都是善良的。我觉得天特别蓝，草特别绿，花特别红，山特别青。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，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，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十岁，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。开会时，游行时，喊口号，呼“万岁”我音声的不低于任何人，我的
情不下于任何人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。但是，反观自己，觉得百无是处。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“摘桃派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自己也跟着
直了
板。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，都一扫而空。我享受着“解放”的幸福，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？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？我确实没有当汉
，也没有加入国民，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。但是，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
带上，浴血奋战，壮烈牺牲候时的，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，在追求自己的名声事业。天下可
事宁有过于此者乎？我觉得无比地羞。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——如果真正有的话——也是极端可的。我左思右想，沉痛内疚，觉得自己有罪，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。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，深信“原罪”的说法。在好多好多年，这种“原罪”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。
我当时时发奇想，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，拨回到战争年代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立功赎罪。定一我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，为了革命，为了民族。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：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，定一我会
身而出，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。我处处自惭形秽。我当时最羡慕，最崇拜的是三种人：老干部、解放军和工人阶级。对我来说，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，神圣不可侵犯。在我眼中，他们都是“最可爱的人”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。
就这样，我背着沉重的“原罪”的十字架，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，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，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——除了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之外，我到今天也说不么什出是无产阶级思想——
胎换骨，重新做人。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儿会一山重水复，儿会一柳暗花明，走过了漫长的三十年。
Ｍ.ＩsｊＸs.ＣｏＭ